萨尔浒之战时野猪皮控制区域总人囗
满族在入关定鼎之前究竟有多少人口，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说法多种多样，总结出的数字相差很大。据现有史料，最早的详细统计当属怡亲王允祥在康熙60年编审男丁册的数字 "臣等查得顺治五年八旗编审男丁册载,满洲五万五千三百三十"．而以此上溯，茫茫史海，再无详数可供我们了解然而将各种史料结合起来推测和分析，摸清入关前满族的人口大致规模，似乎还是可行的．我在此权作尝试，作此抛砖之文。
综览几个世纪的历史，愚以为女真自上承元季始，下延至太祖努尔哈赤统一各部，满洲人口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增长态势，并在入关前达到极盛，以天命三年前后与明开战为顶点，随后则经历了一个渐趋下降的过程。增长和下降的关键，在于女真社会整体职能的变化，由先前的和平与生产为主流转为后来的整体性从事战争为主流。
先看元代女真，以《元史 地理志》所载，至顺年间，在今东北的开元路已有女真钱粮户四千三百六十七；而合兰府水达达等路有钱粮户二万九百六．以一户五口估计，此时向国家负担赋役的定居女真人口规模大致已有十万，这个数字尚不全面，但总体上为后人提供了一个人口规模的大致轮廓
至明代，随着对关外民族的深入招抚，与卫所的广泛设置，人们将原本模糊的女真概念分归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分；其中以建州女真最为先进，"风土稍类开原"，很早就被视为熟女真
在明人的招抚下，原居松花江一带的建州女真不断南下，又融汇了东女真部落，一些内迁汉地和朝鲜的女真人也皆加入进来，成为关外女真的主体力量
海西女真分布则相对广阔，而且族属部落繁杂，又被明人分为海夷与山夷，据《皇明四夷考》所称，山夷为"完颜余种"，属较为开化的熟女真，因倚山作寨故名山夷，其部邻近辽土汉区，社会发展相对先进．
野人女真应属广义，主要分布于外兴安岭，东西伯利亚，库页岛等地，民族混杂地处极东，"贡市无常"社会生产力较低，很少被关注
自正统土木之变、瓦剌南犯开始，辽东形势跟着变坏，＜明英宗实录＞景泰元年五月癸丑条载所称"审知各贼乃建州，海西野人女直头目李满住、凡察、董山、剌塔，为北虏近脊，领一万五余人来寇"．是史上女真入犯明辽边第一个较大的数字。及至成化初年，建州和毛怜卫女真的寇掠规模已到了"自开原及辽阳，六百余里，数万余家，率被残破"的地步．朝廷不得不于成化三年九月出动多达五万之多的兵力分三路并联合朝鲜兵万人发动声势浩大的征剿．可见此时的建州海西女真如没有发展到相当规模的实力，是难以造成如此重大的破坏和明廷重兵讨伐的
那么"一万五千"是否反应了当时女真男性人口数量的真实状况？明代的文献缺少记载，而朝鲜史料则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宝贵的零星数字。在《李朝太宗实录》和《李朝世宗实录》五年的条载中，曾记录清肇主猛特穆即翰朵卫（建州左卫前身）首领猛哥贴木儿所部和建州毛怜卫前身兀良哈在图门江周边定居时共有约二百三十户，到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李朝世宗五年）猛哥贴木儿率部从凤州东返斡木河时，其部众已达千余户，拥有"正军一千名，妇人小儿共六千二百五十名"不到二十年，人户翻了四倍余。且不论增长原因是什么，数字是否符合实际，至少增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李满住部的人口变化也很有意思，据朝鲜收买的细作童豆里不花的说法，"大率建州之众，老弱妇女共五百余，而正兵则不过二百余"，这当是李满住直属的部众和军力．世宗十年，（1428年）李朝前来调查的人员在受到李满住友好接待后回来报称"居处人户七十六，家舍产业富实，馈我辈时，军士二百余人环立"与童豆里不花所说相当
而李满住部所有部从是多少？又据世宗六年(1424年)四月辛未条：李率部南迁婆猪江（浑江）时"都司李满住率管下……一千余户"；到景泰二年，李朝文宗元年(1451年)八月甲戍条：李满住管下一千七百余户"；再到李朝成宗十四年，（1483）建州卫酋长李达罕之子多之哈出使朝鲜，向李朝称"本卫具甲胄实军二千，其余甚多"。仅仅半个世纪，武装力量从"二百余"发展到仅披甲即有二千，这个增速确实是飞跃性的。如披甲与步兵相半，以户出一兵的保守算法，人口当也增加到四千户之谱。
朝鲜因与女真交界并战争频繁，对女真的观注尤其密切，明景泰六年，朝鲜鲁成君三年，咸吉道都体察使李思哲调查图门江女真部落时，特别强调各村寨的壮丁数目．因此，他们提供的数据应该与事实接近，至少可反应出女真各部人口增长的趋势
建州女真在短时间的爆发性增长，除了不断汇集迁入的外部落人口和外族人口的流入，关键原因就是建州女真的社会形态已从渔猎向农耕定居生活转移，使经济生活获得提高，保障了出生率的上升
明代建州女真早已脱离了祖先的渔猎游牧生活，过上了汉式的农耕定居生活，最基本的社会单位已是家庭，即户；女真南迁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寻找宜耕土地。《李朝实录》称，"豆满江（图门江）之南，沃野数百里"江北"间有膏腴之地，皆为彼人之田"。婆猪江等地也是"土地沃饶" 毕恭在《辽东志》卷七中引《东戍见闻记》称谪守辽东的明人见到建州女真"乐住种，擅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到努尔哈赤兴起之际，这里已"无墅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直到明末，耕牛农器都是女真人向汉人朝鲜购买的最大宗物品，因此我们可以定论的是：农业的发展是女真人口的迅速增殖的关键原因。
随着农业繁荣的带动，到万历初年，建州女真兴起一批新的首领，其中佟佳江流域的栋鄂部王兀堂主导的部落联盟，已拥有"连兵三千余骑，拥众七千余"的实力。史料上明军对各强部的攻击，已动辄斩首俘虏以千计，女真各部发展已是一派兴旺，海西与建州的发展亦是齐头并进．
这个重要时期的发展成果，通过此后努尔哈赤统一女真时其部人口增长的状况，很能体现出满洲人口的总体规模。
自万历十六年始，明大臣上书皇帝时就称努尔哈赤部"骁骑已盈数千"，万历十八年，原为扈伦部最强的叶赫部向努尔哈赤索取土地时曾称"尔国人众，我国人寡"，而两年后九部之战，叶赫本部就动兵一万、联军共三万；二十三年二月初三，明朝游击将军余希元自李朝满浦过鸭绿江往寻建州，行至王独部，建州大臣何和理与副将带骑兵三千余人往迎，各立道旁。又有步兵六千余人。当四天后行至都城三十里时，努尔哈赤又亲率骑兵三四千迎接，行到二三里时，再有骑兵四五千往迎。（引自〈李朝宣祖实录 卷七十二〉）如加上步兵，保守算也当有三万。
也许此数颇作夸大，但推论前两年与九部联军对敌时，努尔哈赤军力接近二万应无疑问。故当时努尔哈赤迎战前曾有"若以来兵为多，我兵亦不少"之语．击破九部来攻之后，出现了"远近诸部，相继投降云"．再次迎来一个人口扩张的高峰，二十九年厘定牛录建四旗之时兵力又增哈达部披甲，所以三十六年明实录称其兵力达到三万（引注：神宗实录卷444，第4页），看来并非虚词妄言．
努尔哈赤趁胜发展，再兼并辉发等部，与实力较强的乌拉部战于门岩，大破乌拉万人之军，"杀生三千、获马五千、得甲五千"（引自〈满文老档〉），复收取图门江流域瓦尔喀各部，万历四十年和四十一年，攻取乌拉部各处属城，再全歼首领布占泰三万大军于富尔哈城，一举攻灭了这个海西兵力最盛的强部．据＜清太祖实录＞载战后乌拉部尚剩约万家归降
乌拉部为海西扈伦四部之一，在屡受重创之际仍有万计户口，能动员三万兵力，可见其部强盛时人口规模应在十万左右，而努尔哈赤视之为"相等之国"，亦显建州人口兵力与之相当．两国合计成年男性则应超五万，而哈达，辉发部的规模虽在乌拉之下，亦应各自不远，各以成年男性二万估计，减去战争损失，则努尔哈赤属下男丁至少有七八万。
乌拉一灭，声势更壮，周边对努尔哈赤纷纷投归，远近部落无不属服"，在无数攻战中还收取俘获无数部民．入编了大批降户，并"俱尽数迁徙而来"．如万历四十三年攻讨窝集东部东额赫库伦部一役，就"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同月二十日，又攻破顾那喀库伦，俘获万人，收抚其居民，编户500而归
此外，还"以定根本"而收服位于今中朝边界直到黑龙江和库页岛的东海部野人女真，根据《李朝实录》记载，从万历二十三年到天命十一年，建州迁移东海的部众累计达四到五万人，其中选出男丁万人应属必然
仅根据以上数目综合累计，努尔哈赤的人口当已澎胀到五十万上下．
战争的根本在人，没有一定的人口基础作后盾，努尔哈赤日后又岂会与整个明朝分廷抗礼？
接下来从努尔哈赤设定的编制上来探讨：
自万历十五年前后初编四十牛录以来，到万历四十三年厘定牛录止，牛录渐成为人们计算女真男丁的重要单位，＜满文老档．太祖＞卷四称，是年设立八旗，"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行清点,均匀排列,每三百丁编一牛录"，每牛录人数弄清了，那么此时牛录数又是多少呢？
次年，即天命元年七月，据满文老档记录的努尔哈赤的谕令显示：每牛录各遣三人，计六百人至兀尔简河源林中造小船二百"。可见牛录数已达二百个，以"三百丁置一牛录"计，满洲兵丁在后金开国当年即有六万之数
但这个数字，仍然不足以反映满洲实际男性丁数，事实上人口也在继续增加：
天命三年攻取抚顺，是年四月十三日出兵时，〈太祖实录〉称"帝将步骑二万征大明"，但在整个攻战中参加的八旗兵力远不止此，明兵部尚书黄嘉善疏称"奴兵对敌者不下三万，而其余未动者尚列九营"，因此他估计"五六万不虚也"，结合满文史料，黄尚书似未夸大其辞。由于所获颇丰，努儿哈赤在抚顺东面的嘉班安营分俘，将"人畜三十万散给众军"之后，"遣兵六万送归"，"汗亲率四万移营"（见《满文老档。太祖》卷六第十七页）
动兵数字竟达到十万规模，着实惊人！真可谓倾国来攻．
同年七月的清河之战，《国榷》载八旗动兵六万，亦当不会有大的出入。之前为攻取守军仅有千人、加上东州和马根丹堡兵力一共才二千的抚顺三城，八旗出动规模已如此惊人，为攻取"号天险"加以设施坚固，早有准备又重兵防卫的清河堡，后金岂会掉以轻心？
决定关外命运的萨尔浒之战，似乎满文史料没有提及后金总兵力确数。但据朝鲜史臣的记录，引《光海君日记》载，光海君十三年六月丁酉"都体察使朴承宗启：'……河瑞国说称虏国有八将，而每将统长甲军，合计九万。如李永芳所统又不下万余。'……"于此役投降后金的朝鲜元帅姜弘立，后来在见到朝鲜使者时，也曾透露"虏骑十万"
萨尔浒是决定后金生死大局的关键之役，以《清史稿。兵志。序》所言"八旗子弟，人尽为兵"而论，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后金动员十万军队，应符合实际
萨尔浒战后当年又灭亡了海西女真最后一个强部叶赫，再获"精卒可万名"，至此终于完成了对女真主体的统一
再从往后的牛录编制来看人口变化：
在＜满族的部落和国家＞书中，有学者从＜八旗通志＞里统计出"国初"后金有239个牛录，这似乎成了往后人们讨论满洲兵力的一个基础，但综合其他史料，颇有一些牛录见于＜满文老档＞却在＜八旗通志＞中失去记载，像天命六年档中有郭忻、顺兑、舒穆录等九个牛录．天命七年有沙律、乌达海、尼隆阿、萨克寨、德尔赫图等十三个牛录，天命九年十年中有尼堪图木布录图雅尔那等四个牛录，再加上＜通志＞失载却见诸于其他史籍的牛录，如万历二十七年自哈达来归的猛骨勃罗之子额森德礼牛录，自乌拉来归的吴巴海牛录等，努尔哈赤后期牛录数当有二百八十个左右．以天命八年二月十六日都堂下书，要求"每牛录男丁三百，征粮二百石"来看，当时牛录仍保持三百足丁的编制，计算可得出满洲牛录男丁已达八万之数，这是减去战争等各种原因死亡后的增长数字．
但这还是不能体现满洲男丁的实际人数，结合前面征战所获来看，统一各部的后金主体满洲的全部适龄男性当至少在十万人之上，他们编入八旗牛录为兵的绝非全部，还有相当数量散为各贵族为奴隶，即阿哈
努尔哈赤自称"原来我国征伐，则得俘自汗以下，持釜者以上皆各个公平分配也"。从而打破了"野人之俗，不相为奴"的习惯，努尔哈赤在起兵初期，就执行着一条：反抗者杀，俘者为奴，降者为编户的政策．仅从库伦部就俘虏二万多人作阿哈，不仅如此，连自由民（即诸申）如果违反军令法令，也会被罚为阿哈。
诸申违军令的：
比如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二月，拜德牛录下的一名诸申，在战争中因为丢弃盔甲，败下阵去，事后被追查出来，迫令他作了固山额真家的阿哈；
天命三年攻抚顺之役，军卒伊赖作为第二梯队没及时跟上，致"先入者死"，战后被削为阿哈；
辽沈之战，贝德牛录下属一兵士因临战弃甲而逃，没入旗主贝勒家为奴等等；
（见《满文老档。太祖》 ）
违反法令的：万历二十四年，部分诸申越界李朝采取人参，被审理后处死，贬妻子为奴；
天命六年，诸申崩喀里因妻子与他人通奸上诸司法，反被贬给大贝勒为奴；更有一些诸申不堪重负而逃跑，**回后"作俘为奴"（见＜李朝宣祖实录＞和＜满文老档太祖＞卷30)
后金的野蛮奴隶制，使奴隶成为社会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据朝鲜人所作的〈建州闻见录〉描述，"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农庄"有权势的大奴隶主，占有托克索竟达五十多所。"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一个托克索少则三丁、四丁，多则七丁、九丁，一个大奴隶主常常拥有阿哈多达数百丁，当时与明朝的战争刚刚开始，不可能阿哈都是汉人朝鲜人，至少相当比例来自女真本民族．李朝史料也多载女真逃亡的阿哈，即"逃胡"，许多后来还参加了毛文龙的部队，"东江精锐三千及收降蓄养夷丁七百余皆属之"（引自《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十七页）
因此，牛录编制的丁数只基本来自诸申（即自由民）或伊尔根的成年男性，既便是诸申男丁，其由于在征战中残废者，也不会被计入用于征兵基础的牛录西数，所以远不能真实反应整个满洲成年男性数量
再来推算满洲的总人口：我们一般计算人口常以五人一兵的比例推算，而个人认为满洲的总人口则应不止丁数的五倍，自天命三年正式与明朝交恶以来，由于无休止的战争和全民族前所未有的用兵规模，满洲减少的人口应多是男丁，还有相当男丁因战争残废，不上战场的老弱妇幼则处于相对安全的后方，因此男丁占人口比例应低于和平时期的自然比例，以保守的男丁十万为基数，乘以大于五的数字，再加上大量满洲阿哈人口，可见有人提出入关前满族人口达到七十万，还是有可能的
这从当时出现人多地少的状况也多少从侧面反映了满洲人口的剧增：早在万历二十四年，建州部从鸭绿江上游到赫图阿拉，即今吉林沿江到辽宁新宾一带广大地区，已是"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申忠一《建州图录》）"鸟鹊鸟氏鸟并然不见，山野不见雉"尚未向海西扈伦四部进军，就已发生越边至李朝境内"肆然耕种"的现像，还进入明朝辽东都司边区内"农胡等作于中原地方，任意收获"（引自〈李朝实录〉）
史上后金地区一遇灾荒就粮价飞涨之境不绝于书，常见轻银钱重粮谷的现像．对周边农器和粮食的需求更是人口增长的直接反应．直至皇太极天聪初年，总兵佟养性上疏里仍称"目今地少人多，无力者，固计数授田；有力者，又若无地耕种"（引自〈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书房相公孙应上疏也佐证兵多粮少的危状"今国家带甲数十万众。。。民众地薄，生养不足"；儒学生沈佩瑞主张屯田解决困难，"今新编马步兵丁五六万余，皆各屯拔选精壮农，晓力耕者，趁此春时，酌议屯田之法"（同前）
论疏里的兵力人数不一定准确，但皇太极初年满洲人口的增长和土地与粮食严重无法满足的状况则一目了然。
那么何以到入关后的顺治五年满洲在籍男丁只有五万之谱了呢？这个问题至今众说纷纭，本人无意多加置喙，只以片面愚见：在努尔哈赤大半生的征战对像是女真，人口和男丁可以通过胜利获取本民族的大量补充，而天命三年之后，与明朝的交锋虽俘虏再多人口却无法补充身为异族的满洲
数以十万计的汉族俘虏补充到女真奴隶队伍中，更释放满洲本族男性人口投入战争，所谓"汉人内耕，夷人外卫"，绝大多数男性成员主要从事战争而非生产，因此空前规模的持续战争或者灾荒疾病必然造成的是本族男丁的减员超过增长，带来硬性的不断下降
在天命建国之前，女真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虽也常有战争与掳掠，但总体还是和平与发展，部落间的战争规模有限，故人口总量呈增加趋势．而天命三年与明朝发生大规模战事起，对外几乎无年不战，对内民族关系紧张，全民族的大多男性始终处于紧张的征战和动荡中，男性人丁减少趋势就不可免．随着清朝结束初期战乱进入和平时期，则男性人丁则又恢复增长趋势，这从康熙末年满洲男丁回升到十五万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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